这是一个老会计师的真实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曹才宽，今年82周岁，身体硬朗，步履轻盈。十四岁时，他踏入了会计行业的门槛，八十岁时他仍在会计岗位上耕耘。近两年他刚刚离职，就开始给太原的三家媒体投稿，已发表10篇。他回忆过去，写下了他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感言。 1941年，日寇入侵，占领宁波，十四岁的他背井离乡去谋生，开始学中式会计。解放后他考上了大学，攻读会计专业，从初中毕业生一跃成为大学生，他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他响应国家号召，从上海去了东北。1955年支援太钢扩建调到太原。1984年入党，1986年被中共太原市委工业部评为“端正党风先进个人”。他钻研业务，热爱会计工作。1963年被授予会计师职称，是新中国的第一批会计师，1987年被评为高级会计师，1988年被批准为中国注册会计师。他是太原市尖草坪人民公社的人民代表，太原市的劳动模范。1960年他被提拔为副科长，1980年被聘为十三冶副总会计师。六十一岁那年曹老被派出国，两年后回国办理了退休。退休后，他帮助外商在国内创办了五家合资企业。七十一岁时，他受聘到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一呆就是八年多。这八年来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和写作，将自己的会计知识无私地奉献给需要帮助的人。他的传奇故事，值得人们去回味，去思索。 一、宁波沦陷，十四岁的初中毕业生离家谋生 曹才宽出生在宁波市，兄弟姐妹九个。童年时，父亲经营着一家糖行，还兼任糖业公会主席，生活还算过的去。1941年日寇占领了宁波，他们要求曹父继续担任糖业公会主席，并持枪相威胁。曹父不从，因此退出了商界。从此，曹家的经济状况开始滑坡。在亲戚的帮助下，曹老去无锡粮号当了学徒。白天抬扛干杂务，晚上睡地铺。但他勤奋肯学，不久就得到账房先生的赏识，教他打算盘、学记账。从此，他踏进了会计行业的门槛。那时的会计是中式会计，以收付作为记账符号，用毛笔来记账，账页是竖式的，非正式的账簿可以采用小写记数，写法跟现在使用的阿拉伯数码完全不一样。 1946年粮号歇业，他去天津的一家颜料号当会计。该店采用的是西式账，用的是借贷法。当时什么该记入借方，什么该记入贷方，对于他来说是一窍不通，只能看着前任会计记的账，依样画葫芦，硬着头皮，先干起来再说。 可这样的做法并非长远之计。他想到业余培训学校学习，却又找不到学校。无奈之下，他买了一套潘序伦先生编写的《会计学》一字一句地看，看不懂就细琢磨。凭着专心与毅力，他把这套书的所有习题，一个不漏地做了出来。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夯实了会计基础，工作得心应手了许多。从此，他与会计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全国解放，考入大学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 1948年，天津汉沽区解放，第二年老板将厂子卖出，他失业回到了上海，考入了上海光夏商业专科学校攻读会计专业。1951年该校改名为上海学院。1952年秋，该校与其他商科院校合并，成立了上海财经学院，即现在的上海财经大学。1952年春，他以全校第一名的好成绩毕业，成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大学生。 当时，国家急需会计人才，尤其是东北地区。他是全校响应国家号召的第一人，也是离开上海的第一批。在车站，陈毅市长为他们送行，给他们每人佩带了一朵“光荣花”，列车外侧挂着巨幅欢送他们的大标语，广播里播放着“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的苏联歌曲《共青团之歌》。每当回想起这一幕，他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 列车把他们送到辽宁省本溪市。本溪的气候比上海冷得多，生活条件比上海差得多，很多大学生受不了，住在招待所里，不接受分配。可曹老在旧社会吃过苦，思想上有准备，没有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他被分配到本溪煤铁公司特殊钢厂的财务科当了会计员。当时的会计职称有会计员、记账员和出纳员。会计员的工资、福利待遇比记账员和出纳员略高。那时的会计职称中没有会计师，会计员已是最高职称。记账员和出纳员常常会很羡慕会计员，而会计员则会自嘲地说“会计员万岁”。这既是会计员远高于记账员和出纳员的荣耀；也流露出没有再晋升希望的失落。 1955年，为了支援太钢扩建他服从组织安排来到太原。太原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三、来到太原，他娶了个贤内助，成了家，扎了根 1955年太钢扩建，他服从组织安排从东北调到太原。第二年，他从江苏省南通市娶来了一位南通姑娘，在太原成了家，扎了根。 这位南通姑娘17岁就到一家纱厂做统计工作。两人的相识是曹老的姐夫介绍的，通过三年多的鸿雁传书，他们的爱情生根、萌芽，并喜结连理。婚后二人互敬互爱，相伴47年，从来没有吵过嘴，红过脸，一直相敬如宾。五好家庭的评选次次都不落榜。 为了使他能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中去，曹老的爱人除了做好公司的统计工作，天天下工地以外，还包揽了家中全部家务。为不使曹老在工作中分心，怀孕期间，她还从老家请来了自己的母亲照料自己。曹老的爱人也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 1959年，上级组织学习苏联的“凭单日记账”拟取代当时的日记账和分类账，想派曹老去鞍山学习，以便日后在全公司推广。学习新的会计知识是他的愿望，但是儿子刚刚出生，家中无人照料，曹老甚是为难。曹老的爱人知道后，积极鼓励他去学习。岳母也尽心尽力地劝说，希望他去学习。在妻子和岳母的支持下，曹老去了鞍山。学习“凭单日记账”回来后，他率先在十三冶一公司试行，供各公司参观见习。 在妻子的帮助与鼓励下，他勤奋工作，严格要求自己。1959年被评为太原市劳动模范，1960年被提拔为副科长，同年被选为人民代表。1963年国家晋升了一批会计师，他有幸在内，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会计师。第一批会计师名单公布后，随即暂停，这一停就是15年，直到1978年才开始办理第二批会计师的晋升。 曹老的职务被提升后，曹老的爱人经常提醒他，要谦虚谨慎，不要脱离群众；要廉洁奉公，不要辜负组织上的培养和期望。说到曹老的爱人，他总有说不完的故事，因为在曹老心里，妻子的贤德实在让人钦佩。20世纪60年代初，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有一天，他所在公司的行政福利科给他家送去了一些米和面，说是照顾中层以上干部的。曹老的爱人坚决不肯收，并请来人把米和面都拿了回去。她宁愿拿粮票到粮店去，以一斤粮票买二斤糠，做成糠饼充饥。曹老的爱人说糠饼吃得放心，睡得安心。财务科里有一位姓王的会计员，是位党员，其妻子患有精神病，从山东来探亲，没有房子住，没有粮油吃。在有关部门和领导没法解决的情况下，曹老与妻子商议把自家的一间半房子腾出半间来给同事住。当时曹老家总面积约20平方米，除了他和爱人，还有子女和岳母，老少三辈五口人就这样住在一间房间里。当时月供食油是每人每月二两，曹老的爱人把五个人的油票全部拿出来买了油，把买来的油送给姓王的会计，自己则到肉店里去买剔得很干净的猪骨头，用猪骨头熬出来的汤烧菜吃。 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印刻在曹老心里。对于妻子，他有无限的爱意和敬意，尤其是妻子的善良和体贴。在曹老爱人的故事中有这样一件事，让他一直铭记于心。有一天，一位姓张的工人找到曹老，说要向公司借50元钱，他向这位工人解释国家有规定，不能随便借用公款。那人说：“我也知道这个规定，但我老婆有精神病，昨晚她把我准备好买粮的钞票全烧了。今天是月末，如果今天不把粮本里的粮买出来，明天就要作废了。”接着他说：“科长，能不能向你个人借一下，救救我的急。”五十元钱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接近他一个月的工资，看到工人焦急无奈的样子，曹老想都没想就从家里拿来钱交给了工人。当晚，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妻子非但没有责怪他，还说：“是应该这样做，这个月我们花钱紧着点吧！”就是这样很多小事，经常会让曹老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幸运，可以得到上天的眷顾，得到这样的贤内助。 曹老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1980年，他被聘为副总会计师，按规定，他外出可以坐飞机，也可以坐软卧。但在他1989年被派出国以前，从来没有坐过飞机，就连软卧，也只是应邀参加宝钢的庆典活动时，集体坐过一次。除此以外，他不但没有买过软席车票，甚至连硬卧车票都极少买，经常是硬座往返。他从来没有向小车队要过车，在市内办事骑的是自行车，外地出差坐的是公交车。有一次，曹老去河津检查工作，和往常一样没有向小车队要车。当他背着文件包回到公司时，被党委书记看见，误以为是小车队没有给他派车，批评了小车队长。小车队长蒙冤，向他诉说，叫他以后不要这样。曹老笑呵呵地向小车队长道了歉，又向党委书记作了解释。但他仍旧“恶习”不改，以后的日子里依然不肯向小车队要车。曹老去下属单位检查工作，从来都是自带饭盒，吃的是妻子为他做好的饭。用曹老的话说：“套用一句我老婆的话，‘这样吃得放心，睡得安心’。”1984年曹老入党，1986年被中共太原市委工业部评为“端正党风先进个人”。 在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曹老会很欣慰地说：廉洁奉公，得益于他的贤内助，是她堵住了送礼的门，是她经常提醒他要洁身自爱。 四、文化大革命 他挨了批没有“下得了楼”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为了配合运动，曹老所在的十三冶一公司设立了两个常设机构：一个是专查政治问题和对外落实经济问题的专案组；一个是专查内部账目的三清三查组。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是一个非党群众，却是三清三查组的组长。他清楚，这是组织上对他的信任，如果三清三查组出具的报告不实，不是放跑坏人，就是冤枉好人，其结果都会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因此，他对这项工作特别细心谨慎，以确保不错不漏。 搞运动就得发动群众。有一次，公司发动群众查账，被查的对象是一位姓宋的工会会计。查账的结果是：工会会计涉嫌重复报销购买广播器材款。依据是：工会只买过一套广播器材，账上的记载却出现两次。群众查账组把工会会计叫来进行批斗，要这位工会会计老实交待问题。工会会计矢口否认自己有经济问题，批斗会出现了僵局。主持人对工会会计进行了“启发”性的质问：“你买了一套广播器材，却记了两次账，这不是贪污是什么？”工会会计不敢申辩，因为申辩的结果不是“不老实”，就是“对抗群众运动”。他向主持人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请把账和单据交给曹会计师看一看，他看过以后，你们再来斗我好不好”。主持人去了三清三查办公室。曹老仔细地看了凭证和账簿后，对主持人说：“这位会计确实没有重复报销广播器材款，他记的第一次账是借出钱来去买广播器材，记的第二次账是买回广播器材进行报销。”主持人十分尴尬，感到无法收场。曹老接着说：“根据我的判断，这位会计很可能有经济问题，是涉嫌贪污工会发给生活困难职工的补助。”他还说：“你们查的账是假账，不是原始的账。”他打开账簿，把他判断的理由逐一指给主持人看，并建议主持人向工会会计要出真账来重新查账。之后，主持人将从那位会计家里拿回来的账簿重新进行检查，结果与曹老告诉主持人的判断完全吻合。发生这件事情以后，组织上作出了一个规定，经济问题的查证，一定要通过三清三查组，审查结果的报告，一定要曹才宽签字。 运动进展到文化大革命，当时曹老是副科长。副科长就属于“当权派”，理所当然地要投入到运动中去，接受群众的批判和检查。于是，他被送进了“学习班”。 曹老家庭成分不好，但在参加革命的那天，就向组织交待得清清楚楚。他14岁就离家谋生，一直从事着会计工作，组织上也早已查得明明白白，他严格要求自己，作风正派是众所公认的。曹老在思考：该检查什么呢？ 在“自我检查”的日子里，曹老始终都坚持党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好作风。他不愿意因为想要“下楼”，骗取群众的“谅解”而给自己戴上十恶不赦的帽子，然后再找组织平反“摘帽子”。他只会实话实说。于是，他的检查一次又一次过不了关。接着，对他的批判开始了。当时罗列的主要罪状是： 当了会计师就是反动学术权威！ 采用借贷记账法就是崇洋媚外！ 钻研业务就是业务挂帅，就是不突出政治，就是走白专道路！ 在北京冶金报上报道本单位的扭亏为盈就是利润挂帅！ 工人的妻子有神经病把钞票烧了，要借公家的钱去买粮你不借，向你借，你却借了，这是“挑拔党群关系”，“用心何其毒也”。 把老少三辈五口人住的一间半房子，腾出半间来给科里的党员住，成了排挤党员。 不承认、不检讨这些“事实”吗？就是对抗群众运动，只能进“学习班”，别想“下楼”…… 1972年9月，没有“下得了楼”的他被安排到十三冶七公司。临行前，曹老曾经让出半间房子给住的那位同事，向他道了歉。他对曹老说：“请你谅解，我也是上面压的，我也是没有办法呀！”曹老笑了笑，说：“事情已经过去了。”直到1973年4月，他才重新被任职为十三冶七公司财务科副科长。 五、保护下属，曹老挨打，竟惊动了北京和省革委 1974年6月，单位发工资的那天，有个工人跑到财务科里来闹事。工人一进门就大骂一位姓王的女会计。这位女会计负责财务科的出纳工作，兼管职工借款的扣还。闹事的工人质问女会计，凭啥要扣她的工资，还几次扬起手要打她。当时曹老也在办公室里，他被重新任命为副科长时间还不长，对于事情发生的原因一无所知。但是看着同事受到威胁，作为科长的他不能不管。于是他走了过去，对那个工人说，我是新来的财务科科长，钱是我叫她扣的，不要难为她，你就找我好了。他把工人请到他的办公桌旁，问了工人的一些情况，才知道那个工人姓林，向公司借了钱，而且夫妻双方是双职工，供养两个孩子，本月没有特殊困难，事先也没有要求缓扣，这次会计扣了他10块钱。了解情况后，曹才宽就对那位工人说：“林师傅，向公家借钱是要还的，你家双职工，供养两个孩子，应该不算太困难，扣你10元钱是合理的呀。”话音刚落，曹老就挨了一个嘴巴，接着就是对方的拳脚相加。被打骂过程中，曹老没有向工人还口，也没有还手。一顿暴打过后，姓林的工人被闻声赶来的人连推带劝地拖走了。被拖走时他还不停地嚷嚷，说非要讨回被扣的借款不可。工人走后，曹老去了经理办公室，向经理汇报了事件的经过，要求经理支持财务科的工作，不能毫无理由地退还这笔已经扣还的借款，当时经理答应了。没想到当天下午曹老去医院看病验伤，姓林的工人又找到经理要求借40元钱，而那位经理竟大笔一挥批准借给。第二天，曹老闻讯再次找经理，要求经理说明批准的理由，经理无法回答，最后才在牙缝里挤出三个字：怕挨打。 为了维护财经纪律，曹老向北京写信反映情况，详细陈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引起了北京的关注。不久，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财政局和冶金局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调查结束后，冶金局和财政局共同发出通知，要求太原钢铁公司（当时十三冶隶属太钢）严肃处理此事，并将处理结果上报。 从接到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财政局和冶金局的通知以后，十三冶乱借公款的现象受到了明显遏制，经理乱批钱的现象也有了收敛。一年后，曹老离开了十三冶七公司，去了对他财会生涯有戏剧性转折的峨口指挥部。 六、改革开放，他的读书笔记被印成书，发送到各省市 1977年，曹老调到了十三冶峨口指挥部。峨口的海拔高，交通不便，几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每天到水井边提水、每月到粮店买粮等粗活又得加负在他身体不好的妻子身上，这使他对妻子充满了不安和愧疚。峨口的业余生活很单调，出门是山，没有地方去，曹老用看业务书来打发时间。看业务书时曹老有记笔记的习惯，他自己也说不清这个习惯是不是当年学习潘序伦先生的《会计学》时养成的，但他坚信勤笔可以勉思，可以加深理解，可以增强记忆。 一天，山西省财政局的领导来指挥部检查工作，进了曹老的办公室，偶然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笔记本，就翻阅起来，似乎越看越感兴趣。看到领导的表情，曹老的心里悬了起来。他领教过看业务书被戴上“业务挂帅”、“走白专道路”、“不突出政治”等帽子的滋味。许久之后，省财政局的领导开了口，问他：“是不是要出书？”曹老连忙解释：“不是，只是随便写写。”领导说：“那就把这本笔记借给我，我代你去出书。”曹老心头一惊，是不是看得不够仔细，还要拿回去鸡蛋里面挑骨头？他没有回答。只见那位领导与陪同前来检查的十三冶领导嘀咕了一阵，然后说：“就这么定了，由十三冶出书，我们向十三冶预订两千本”。说罢，跟他握了握手走了。此时的曹老才松了口气。 那本书是以图示的方式，以增减作为记账符号来表述各项基本建设业务会计处理方法的。不仅直观、通俗易懂，而且全面、有连贯性。书名定为《基本建设会计核算图解》。书印出来以后，山西省财政局按约定向十三冶购了书，将其中的一部分发给全省的建设银行支行，另一部分发送到北京建设银行总行，由总行发送给各省、市建设银行分行（当时的建设银行具有管理基建投资的财政职能）。由于那本书的内容与1979年施行的《基本建设会计制度》是完全吻合的，各地的建设银行纷纷来信向曹老求购。同时，十三冶将那本书寄给了冶金部。不久，曹老又收到了冶金部所属的基本建设单位来信求购。由于铅字排版印刷的书，其原版已拆毁，他只能将手头留下的几本书免费寄给先来信的求购者，迟来信的，只能是对不起了。 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冶金部每年邀请他参加包括宝钢、首钢、武钢、鞍钢、太钢等所有钢铁企业和各省市冶金厅的基本建设财务决算汇审。为了配合这些工作，曹老每年都是正月初五离开太原，五一前后才能回来。很长时间会见不到儿女的面，帮不了妻子的忙。这种情况连续了十二年，一直到他被派出国。 七、刻苦钻研，幸遇伯乐展翅飞 曹老关心政治，热爱生活。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是他每天必看的电视节目。他喜欢看书，尤其是伟人传记和业务类的书。看过的专业书籍上，常常会留下批注和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线条。 1982年，曹老学习财政部颁发的《施工企业会计制度》时，发现有几处似有待斟酌。1983年初，他利用去北京出差的机会，去了财政部。当时他不知道该找谁，就到财政部传达室说要找写这个制度的人。财政部会计司裔葆生处长接待了他，他向裔处长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裔处长很是认同，表示要用勘误表的形式把它纠正过来。临行时，裔处长问了他的工作单位、联系方式，表达了希望以后多加联系的意愿。他回到太原后不久，就接到财政部的电话，邀请他去大连，参加《国营建设单位会计制度讲解提纲》的编写。 随着财务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即将推出的基建拨款中的预算拨款改为基本建设投资借款，财政部决定起草并发布新的《国营建设单位会计制度》，讲解提纲就是为配合新会计制度的推出而编写的。财政部负责编写讲解提纲的主要是裔葆生处长和贾谌同志（现财政部企业司司长），外聘参加编写的只有辽宁财经学院的吴公正教授和曹老两位。编写完成后，财政部要给曹老稿费，曹老不肯收。他说：“我在十三冶领了工资，再在这里领取稿费，就不应该了。”财政部说服不了他，就以送纪念品的方式送给他一支钢笔和一个手提的密码箱。二十七年了，这两件珍贵的纪念品他一直舍不得用，作为纪念藏品珍藏在家里。 同年11月，财政部在昆明召开了国营建设单位会计制度讲习班，参加人数虽然控制得极严，但仍超过了100人。吴公正教授和他也都应邀参加。邀请他参加时，财政部特意打电话给他，拟在北京为他预购卧铺票，让他从北京跟财政部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起去。但他谢绝了财政部的好意。他说：“从太原出发在石家庄转车到昆明的里程最短，旅费最省，我是财务人员，如果带头绕道走不合适”。但他没有想到，那天在石家庄转车时，旅客非常多，他不仅没有找到座位，连站的地方都难找。列车员说软卧车厢还有几张票，可曹老没有要。就这样他硬是站了两天两夜。到达昆明的那天，曹老也没有休息就开始跟财政部的同志一起共商会务事宜。 在昆明的讲习班里，曹老白天参加会议，晚上听取各小组的汇报，研究第二天的讲授内容，每晚睡觉都在凌晨二三点以后。当时他55岁，牙齿已全部脱落，只能吃流质的食物。但曹老不肯麻烦接待单位为他另起炉灶搞“特殊化”，离开太原时他就买了一个小酒精炉子，一瓶酒精，一个小铝锅，带了这些炊事用具和几斤挂面，一瓶妻子为他特制的豆瓣酱去了昆明。接待单位云南省建行要让饭店为他做流质食物，他不肯，财政部相劝，也没有劝动。他就用带去的这些食品，在昆明吃了一周，直到讲习班结束。 谈起这次昆明之行，曹老说：“昆明之行，终生难忘。”财政部魏克发司长督促学员专心听课的睿智，裔葆生处长编写制度严格的自我要求，使他终生难忘。昆明之行中，裔处长曾说：“写制度如果用词不严密，写出来的制度可以让别人作第二种解释，那就是失败了。”说者有心，听者更有意。从那以后，曹老暗下决心，要求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要一个字都不错，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漏。 从昆明回太原时，他应冶金部之邀，在重庆为全国冶金钢铁企业和冶金施工企业讲解《国营建设单位会计制度》，参加人数近200人。回到太原后又应山西省建设银行之邀，为全省建设银行的相关人员讲了两个半天的课。省建行留他吃饭，还要派汽车接送他，他都不肯，硬要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回家跟妻儿一起用餐。曹老说这样不用麻烦人家，多舒心。 此后，他多次应财政部邀参加各种研讨会、座谈会。如1987年6月在北京参加《国营施工企业成本核算办法》的修改讨论；1988年7月在黄山参加《国营城市建设综合开发企业（即今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制度》的制定；1987年5月，财政部还邀请曹老去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当时曹老因刚从外地出差回来，十三冶有好多工作要他做，实在脱不了身，只好谢绝了财政部的邀请并致歉。想不到魏克发司长亲自给曹老打电话，问他如果会议在太原开，你能不能参加。他回答说，如果会议在太原开，我一定参加。当时他以为魏司长只是随便问问，谁知道两天后魏司长带着一位处长和一位干部真的来了太原。魏司长向他提出了一些财务会计上的问题，要听听他的意见，他一一作答。会后，曹老深感歉意，由于他的原因，使魏司长等三位长途跋涉专程来了一趟太原。 1985年，曹老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十三冶下属有17个内部独立核算的二级单位（厂，室）分别在银行开了户。这些内部独立核算单位有的在银行里有存款，有的在银行里有借款。他翻阅了十三冶前三年的会计档案，发现存款总数几乎年年月月都大于借款总数，充分暴露了企业货币资金利用效率的低下和调度不灵，给企业造成大量的利息支出。他向党委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建立内部银行，提出“聚而不包，管而有效”的方针以及“要分灶吃饭，不搞统收统付”的实施策略，并拟订了具体的操作方法，得到了党委的重视。于1985年10月正式成立了内部银行。经过不断完善，使内部银行成为企业内部的出纳中心、结算中心和信贷中心，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内部银行实施三年后的1988年，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以“建立内部银行，用活企业资金”为题撰写了论文，在山西冶金会计学会中进行学术交流，获得了好评，被评为优秀论文，选登在1998年第二期《晋冶财会》上。山西省会计学会也因此向他颁发了《荣誉证书》。内部银行在十三冶持续达十多年，直到企业改制前才撤销。1988年，财政部向他颁发了《会计人员荣誉证书》。1989年，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写出版的《当代山西社会科学人物综览》收录了曹老的事迹。 八、写书讲课，帮助需要帮助的财务人员 曹老年轻时期吃过苦，理解并同情那些身在会计工作岗位上，想学好本职专业又苦于求学无门的人们心中的焦虑，他愿意帮助他们，尽他所知，毫无保留地帮助。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曹老就接受太钢建设公司的聘请，自编教材当了兼职教师。当时，山西日报曾对培训会计作过报道。70年代，山西省冶金局在晋祠办了一所“七二一大学”，组织全省冶金企业的部分财会人员脱产学习，曹老受聘在“七二一大学”讲课，并兼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当时参加学习的约有100多人。现在这批学生多数已经成为企业里的财务骨干，有的还被聘为总会计师或晋升为高级会计师。 80年代，曹老在十三冶内部多次向财务人员、审计人员讲课，还分别向科队长各处室的领导，工程公司的经理讲授企业管理和财会知识。在十三冶外部，他应聘在太原冶金工业学校、山西省会计学会培训学校和中华会计函授学校等讲课，均得到了好评。在太原冶金工业学校讲课时，他为学校免费编写了《施工企业会计核算图解》，并免费提供给学生。在山西省会计学会财会培训学校时，他还应邀编写了《会计原理应用实例题集》、《商业会计应用实例题集》和《工业会计应用实例题集》三本书。这三本书原是专供本校内部学生所用，每本书都以一个会计年度的会计实例为题材，有目的、有要求、有提示，又以参考答案的方式来表述各项会计业务，既通俗易懂，又系统连贯，受到了有关方面的欢迎和山西省财政厅以及各地区财政局的支持，最后改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并面向社会发行。 前排右起：王军（现财政部副部长），贾谌（现财政部企业司司长），余志新；后排右起：魏克发司长，刘元森处长，曹才宽，裔葆生处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他还编写并总篡了冶金部组织编写的《施工企业成本管理》，并克服种种困难主编了《经济法规选学》，分别在冶金工业出版社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由新华书店发行。 进入21世纪以后，已经71岁的曹老应聘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担任主任会计师。他除每周抽出半天时间给事务所里的人员包括注册会计师讲授各行业会计制度、基建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制度、各项企业会计准则以外，还多次应邀去山西省文物局、山西省电力公司等单位讲课，内容涉及基本建设会计、生产企业和预算单位会计等。在此期间，他又编写了《企业会计制度实战技法》和《合并会计报表》两本书。改革开放以后，在业余时间以他署名出版的书有八本，总字数达241.4万字。这还不包括他在《财务与会计》、《会计之友》等国家一级刊物和《冶建财会》、《晋冶财会》等地方刊物发表的文章以及为国务院直属企业编写的会计制度等。 曹老办事认真、写作严谨。1985年4月，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新华社发布的《上海基建全部实行银行贷款》的报道，认为表述有不妥之处，立即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信。不久，人民日报总编室给曹老回信。除了表示感谢外，还告诉他去信的内容已在人民日报内部刊物《编采业务》第121期第4版上发表，并寄来了剪报。2003年5月，曹老就企业会计准则问题解答（一）和（二）对合并会计报表编制的问题提出了意见，财政部会计司对此表示了感谢，并希望他能写个实例寄给他们。由于实例中文字和例子较多，他写了15页共1万字，邮寄到北京。后来会计司来电话说，需要开个会一起商定，但非典期间召集不齐人，只能缓议。 在写书和讲课的工作中，曹老说他有过高兴，也有过悲伤。他诉说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一件高兴事和一件悲伤事。曹老说：“高兴事是他办了一期只有三个人学习的会计培训班，悲伤事是他出了一本不该出的书。”2005年，一家民办的会计培训学校招生。学习期间是一个月，每周学习三次，每次4个小时，规定收费100元，报名结束时只有三个学生报了名交了费。为三个学生请老师讲课肯定是教学资源的浪费，要赔钱，校长征询他的意见。他领受过想学会计却求学无门的苦楚，他对那位校长说，这三位学员已经报了名、交了费，没有理由不办班。校长怕请老师赔钱，他自告奋勇免费承担了讲课的任务。经过他和学员的共同努力，一个月后三个学生都有很大的长进，基本上能够担负一个单位的财务会计工作。其中的一位还被聘为一家电视机厂销售部的会计主管。 2001年，有一家企业邀请他编写一本辅导新出台的《企业会计制度》的书，由他负责编写和校对，要求在2002年上半年脱稿交给对方录入电脑。他日夜“爬格子”，提前脱稿，并将书稿交给了对方。书稿很厚的一摞，用称一称近七公斤重。可对方却将书稿交给一家不正规的印刷厂录入电脑，录入的样稿差错很多，几乎每一行每一句都有录错的。曹老把改过以后的第一次校对稿送到印刷厂，请他们更正，可拿回来的第二次稿样竟发现第一次校对稿样中本来对的书稿却被改成错的，错的地方却仍没有改正。六十多万字的书稿重新核对一遍要花多少精力？这样的校对、改稿反反复复进行了七次，还是发现有不少错的地方。可印刷厂却打出胶片要开印了，曹老坚决不同意。印刷厂说是委托印刷的那家企业要他们开印的。曹老去找那家企业的主管人员，主管人员却避而不见，最后印出来的书差错之多，可谓“惨不忍睹”。曹老看到自己一年多的心血付诸东流，心痛得流泪，妻子也为此事哭了三次。事后才知道，这家企业出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30多人挂上名，评高级会计师用，高级会计师评委会即将召开，他们就出此下策。这是他终生难忘的伤心事。 九、退休之年,他被派出国去了南洋，回国后又帮外商创办了合资企业 1988年，曹老已到达退休年龄，但是组织上要他继续留在岗位上工作5年。他服从了组织的安排。1989年北京某公司通过组织，借调曹老去搞会计整顿，他离开了太原。整顿结束，他为那家公司留下了一本专为这家公司编写的《对外承包企业会计核算图解》的手写稿，约1万多字。同年，他被派去菲律宾工作，任菲律宾发展建设公司财务部经理。在菲律宾工作期间，他得了地方病“登革热”，与死神擦肩而过，还经受了兵变、火山爆发、地震、泥石流等灾难。在此期间，曹老也有幸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里，受到出访菲律宾的李鹏总理、钱其琛、李岚清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在菲律宾，他认为当时财政部制定的《对外承包企业会计制度》对延期付款项目的核算有需要重新斟酌的地方，他提出了六条建议，从国外写信给财政部请求考虑。1992年回国后，财政部的同志告诉他，意见很好，原信已发表在《财务与会计》杂志的1992年第一期《涉外财会》栏目中。 回国后，他向十三冶金公司办理了退休手续。同时经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介绍，接受一位菲商的聘请，任菲律宾永久电器公司驻厦门代表处的代表，帮助外商在国内寻找合资伙伴。被选定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分别在宁波、余姚、青岛、厦门和抚顺，经营的业务分别是建材、塑料、石料、房地产和木制品。在各合资企业里，他都担任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或总会计师。曹老认真学习并坚决贯彻党和国家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方针政策，劝说外商将从宁波合资企业分到的红利增加在厦门合资企业的投资上，使外汇不外流。 1997年，外方投资的木业公司接到了菲方订购木电杆4 000根的第一批订货单。双方签订了“售货确认书”后，他一边催促外方尽快汇款办理信用证，一边协助木业公司联系木料的货源。这批木电杆需要的木料要求高、数量大，辽宁省内的木料供应远远不够。他和木业公司的经理一起坐汽车去吉林，到了与朝鲜一江相隔的白山，又去黑龙江，到了与苏联一江相隔的黑河，总算将木料购齐。当时他已是70岁高龄，在冰天雪地里，在白山黑水间，连续坐车四五天是常事。 木料加工时又出现了问题，大连海关告诉木业公司，在海关货物进出口目录中，没有找到木电杆的名称和编号。这意味着我国从来没有出口过木电杆，不能办理木电杆的出口手续。他通过多方努力，才得到权威性的解释，可以将木电杆列入海关目录“4421-9090未列名木制品”放行。1997年12月，我国第一批木电杆从大连港起运，开创了我国出口木电杆的先河，也填补了我国海关出口物资目录的一个空白。 采访结束时，曹老说：他虽然已经到耄耋之年，但他热爱会计，还会把学习会计作为一种乐趣，孜孜不倦地学习下去。他还寄语身在会计岗位上的同仁：要不断更新财务知识，洁身自爱，坚守“不做假账”的底线，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业绩。 1989年曹老被当代山西社会科学人物综览选为会计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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